早前,友人張蓉蓉問了一個問題﹕「為什麼男人出軌好似理所當然,但點解男人就不能接受女人出軌呢?」文壇前輩周顯嘗試回答過這個問題。雖然這話題驟眼看來,跟港聞沾不上邊,不過這類牽涉生物學和社會倫理學的課題,其實每日均影響着大家的日常生活,甚至造成不少倫常慘劇。是故,本人也嘗試論析之。 從生物學角度來說,雄性智人希望跟不同女性交配,其慾望由他們的物種設定決定。原因也很簡單,便是增加繁衍後代的機率。現代生物學家發現,哺乳類動物雄性的配偶多寡,跟他們跟雌性體形有一定關係。例如:雄性海豹重量達 3 噸,雌性海豹重量則只有七百磅,雄性象海豹的配偶數目平均是 1:48 。在猿類中,長臂猿 (Hylobatidae) 兩性體型相近,便是奉行一夫一妻制;雄性大猩猩 (Gorilla beringei) 通常擁有三至六個配偶,牠的體重多是雌性的兩倍。 某程度來說,體型差異和體力在大自然代表了「實力」,從而決定了該種動物的雄性能有多少配偶。智人雄性體格上也略比雌性強大,在原始階段也決定了雄性較易獲得多過一個配偶。當然,智人物種上的近親倭黑猩猩 (Bonobo) ,交配方式是雜交,相信智人這也是最早期的交配方式。可是,近親繁殖在雜交無可避免,長期重複進行近親繁殖,將會降低遺傳多樣性,增加不良隱性基因顯現的機會,導致近交衰退。某程度來說,智人倫理秩序的建立,便是為了避免亂倫,維持物種上的雜種優勢 ( heterozygosis) 。換言之,「男人不能接受女人出軌」這種心態,某程度上是人類維護繁衍秩序的結果。 另一方面,智人由於其胎兒成長時間,遠比其他靈長類動物長,難以由雌性獨力撫養。為了能合力撫養孩子,所謂家庭的概念也逐漸成形。隨着家庭倫理的建立,家庭分工也逐漸出現,基於體格上的差異,雄性在古代家庭分工上負責覓食,雌性負責哺育孩兒,造成「男主外女主內」的格局。 這個分工格局的形成,為父權社會建立了「經濟基礎 (ökonomisch Basis) 」,雌性逐漸喪失獨立的謀生能力,特別在農業革命以後,雌性體格上由於難以負荷重體力勞動,其經濟自主性更因此而進一步降低。雄性則為了維持他在家庭甚至社會的統治地位,努力營造一個剝奪對方經濟自主能力的「上層建築 (Überbau) 」。他們也建立一套貶低雌性社會地位的倫理道德體系,透過潛而默化的所謂「教育」,致使女性思想上出現異化 (Entfremdung) ,思想上認為自己只是雄性智人的「附屬品」。 直到工業革命的來臨,這個父權社會的「經濟基礎」出現了本質上的變化,勞動的體力消耗量,也隨着眾多機器的發明降低,兩者體力上的差異變得不再重要,造成部份工種可由女性擔任。二十世紀初的兩場世界大戰,大量男性被徵召參戰,為了維持發達國家的生產力,也提供了女性逐漸可以參與勞動的機會。由於女性「唔使再靠男人」,「一夫多妻制」的經濟基礎也自然隨之而崩盤,進入資訊革命後,男女的工作機會變得更接近,一夫一妻制及其倫理觀,也逐漸成了主流。 簡單點來說,男人渴望跟不同女性交配的慾望,是一種物種本能。這種本能被稱作「納妾」、「包養」還是「偷食」,其道德上的正當性,則隨着社會發展步伐而改變。事實上而言,香港社會的一夫一妻倫理觀,其實有點精神分裂,窮人或演員「偷食」好像十惡不赦,大家聽到富豪們的艷史,卻不敢拿起道德大棒敲打,或者視為「常態」。這從側面反映了,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觀,似乎仍是以一個男性的經濟和社會實力,去論斷對方是「風流」,還是「下流」。 原文刊於《香港投資日報》 |